该杂志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出版社主办。
或许人们对其宗旨会有多视角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法律拟制的宗旨在于通过分析归类、删繁就简的类型化，给人们提供稳定预期，即法律拟制的基本功能，就是拟制预期。至于法律确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安定性，虽与法律预期性之间具有紧密的勾连，但它并不代表法律预期性。
但笔者坚持认为，两者之间是相邻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对具体运用法律的主体而言，则是通过预期，预知并安排其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行为，并最终完成和收获相关预期。而前者只适用于刑法中，是刑法理论上有关行为阻却（或抗辩）犯罪的理由。那么，替代的办法是什么？其基本方法就是经由对社会关系的类型化处理，实现对同类社会关系的类案类判。何谓法律调整？笔者曾经这样界定之：所谓法律调整是指国家（国际组织）或经过国家（国际组织）认可的法律规范，在主体法律意识或者国家（国际组织）强制力量的保障下，自发地或强制地作用于主体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交往关系的过程。
具体来说，类型化对拟制预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类型化规范、类型化调整和类型化归责三方面。两者虽有一定联系，但其区别也颇为明显。他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该法专章规定了预防和治理，提出了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要求，规定了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的制度、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日常财产报告制度等全新内容。只有坚持党对刑事法治工作的绝对领导，政法单位和广大干警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确保刑事法治建设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刑事法治建设才能有明确的总目标、总抓手、战略布局、重大任务、重要保障，才能够全面科学有序推进。为此，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等提出严格要求，并就法官、检察官、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作出明确规定。这个制度对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及时、全面了解政法工作、领导政法工作、监督政法工作和支持政法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因此，首要目标是做到以庭审为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4月19日发布的2022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4.3万人，同比下降27.3%。
对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要提出改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三个涉及食品药品犯罪的罪名，新增了妨害药品管理罪，提高了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增加了破坏自然保护地罪和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等罪名，为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更坚强的刑事法治保障。三是法官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标准更加严格。
上述立法和规范性文件，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在有条件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确立了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规律，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的等级采取相应措施。《刑法修正案（九）》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服饰、标志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将为实施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而发布信息的预备行为，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入罪化，体现了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和信息网络犯罪，将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打早打小特征。（二）着眼刑罚宽缓化，推动《刑法》从惩罚法向保障法的功能转化 10年来，我国刑罚立法总体呈宽缓的趋势，表现为死刑减少、生刑变轻，加重刑罚的只是少数罪名。另外，该法还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有组织犯罪的认定和处理，严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保护伞。
需要明确的是：以审判为中心绝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而是以整个刑事审判程序为中心。关于新时代司法公正的标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作了精准论述：坚持……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又提出数十项司法改革举措，其中有的就是刑事法治举措，有的与刑事法治密切相关，完善了刑事法治体系。为保障生命健康安全，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
2.厉行禁毒，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毒品是万恶之源，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总而言之，这部首开反恐怖主义立法一体化模式先河的法律出台，正式将反恐怖主义纳入法治轨道，主动顺应国际反恐战略转型趋势，立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以立法的实际行动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反有组织犯罪法》以法律的形式就预防和治理并重的理念明确作出规定，推动对有组织犯罪的长期、根本防治。要改变仍然存在的一些案件庭审虚化、庭审走过场或庭审形式正义的现象。第五，刑事法治建设要坚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追求，彰显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形成有效震慑。
保障药品安全是技术问题、管理工作，也是道德问题、民心工程。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四是党中央专门设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地方各级党委也设立了相应的议事决策机构。刑事审判既不能对民意无动于衷，搞机械司法，也不能被舆论左右，搞舆论审判，要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结合起来，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理性，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良知。
刑事法治实践需要探索差别化处理、精细化管理，以回应犯罪形势的深刻变化，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刑事法治建设一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始终受到党中央和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决定不起诉8.3万人，同比上升42.9%，不起诉率20.1%，同比增加6.3个百分点。可以说，两个《决定》关于刑事法治的改革部署，既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立法和刑事法治改革的指导，又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论的内涵。坚持个体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推动，对反腐败国际合作谋篇布局，为追逃追赃工作提供坚强政治引领。为落实《指导意见》精神，2013年6月，公安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要求深化错案预防机制制度建设，加强对执法办案全方位、全过程、即时性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在创立西方法律制度和法治思想理论的过程中也关注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的经验。二是，要在坚持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情况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得改变甚至取消这个原则。
在国际法治斗争日益尖锐的当代，我们应以反制长臂管辖为核心，给以有效的法律回应，以阻断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法律与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同时，为填补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在惩治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留下的空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二是出台《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相反，如果案件当事人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公众往往也会吐槽。所以，为了矫正诉讼权利平等而诉讼能力不平等可能带来的不公，法律规定，对共同犯罪中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等重刑的被告人，司法机关要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等重大命题，刑事法治建设随之进入程序与实体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此后因应需要，对严重刑事犯罪组织开展了多次严打斗争，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治安秩序总体稳定。3.开展少捕慎诉慎押改革，将从宽政策从审判程序延伸到审前程序 近20年来，我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例大幅下降，轻罪案件、认罪案件占绝大多数。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少捕慎诉慎押列入2021年工作要点，表明少捕慎诉慎押从一个部门的改革探索上升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随着这些规定在办案实践中逐步落实，反对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得到明显遏制，防范冤错案件的长效制度机制已经初步形成。
提出：要继续依法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持之以恒、坚定不移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